在提供大量服务的通信网络中，儿童色情展示也被提供。互联网的万维网****服务是公开讨论的核心，但是，实践中，借助于对等网络协议(以下简称，P2P协议——译者注)、新闻群组和聊天室的数据传输以及个人直接通过电子邮件或诸如CD-ROM和DVD等离线媒介而进行的图片交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故意是指客观构成要件该当事实的认识或预见。通过此种认识，到达自己意图要实施的行为是不被允许的、是违法的认识，进而期待行为人对其加以放弃。尽管如此，仍旧实施了违法行为，发生了构成要件该当事实时，便成立故意犯。

在日本刑法学中，通常的理解是把犯罪成立要件区分为：①构成要件该当性，②违法性，③责任(有责性)，然后对它们的顺次进行了是否充足的判断。有关第一个成立要件，构成要件该当性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构成要件概念的问题。

吉林大学法学院何鹏教授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噩耗传来，刑法学界同仁为之悲哀。何鹏教授是新中国刑法学的创始人之一，尤其是为我国外国刑法学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何鹏教授不仅对我国刑法的学术发展具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而且在人品上颇具古代隐士的高洁浩然之风，是我辈学人的榜样。

在我国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例：有三个人租车准备到某地实施盗窃，在车中三人商量准备实施盗窃的具体过程，司机虽然知道这三个人要实施盗窃，但仍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案发后，这名司机被按照盗窃罪的共犯进行了定罪处罚，法院认为司机知道三人乘车去实施盗窃而提供盗窃行为人所需要的犯罪工具或者说便利条件，因而构成了帮助犯。

共同正犯没有实施该当构成要件的完整行为，却要将造成的结果全部归责于各行为人，也即共同正犯适用“一部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进行结果归责。一般认为，共同正犯适用“一部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进行结果归责，是由于共同正犯者之间存在共同性。而根据传统的理论，共同性的根据在于客观上共同实施了行为，主观上具有意思联络。其中，意思联络更被认为是共同正犯之共同性存在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由于过失犯不具有对结果的认识、意欲，也即不具有相互间的意思联络，因此，过失共同正犯共同性问题成为了过失共同正犯成立与否的关键。

随着主观主义在刑法领域的式微，共犯从属性的重心也从实行从属性和共犯独立性的对立，逐渐转变为要素从属性的内部争论。质言之，虽然共犯构成未遂犯、既遂犯以正犯着手实行犯罪为必要已获得普遍认同，但正犯的实行行为需要具备何种要素或者说达到何种程度，却尚存争议。

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场合，为了保护法益，对于国民的自由和权利施加更多的限制，对处罚哪些不作为必须进行慎重的检讨，严格限制其处罚范围。就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而言，最有争议的是先前行为先前行为，又称危险前行为、先行行为，是指由于行为人先前实施的行为导致某种法益具有遭受侵害的危险，行为人有义务采取积极行动排除危险或者防止发生法益侵害的结果。最早将先前行为视为作为义务来源的是德国学者斯求别尔(Stubel)。在1884年，德国的判例首次确认了先前行为与法律、合同均是作为义务的来源。先前行为作为义务来源的确立，彻底动摇了费尔巴哈以来提出的仅从法律和合同中寻求作为义务根据的学说，也为从超法规立场来探求作为义务发生的根据的实质化理论埋下了伏笔。

如果说不作为犯是刑法理论中的一座冰山，那么真正的不作为犯只是冰山的一角。19世纪末，卢登(Luden)首次区分了真正的不作为犯与不真正的不作为犯。可时至今日，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事物本质(Natur der Sache)仍然晦暗不明。回归思考的原点，不真正不作为犯真的是“不作为犯”吗？其“不真正性”又在何处？作为一门以规范为研究对象，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学问，法教义学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于具体问题的解释都需要以对价值的理解为先导。因此，如果在目的设定层面尚且“剪不断，理还乱”，对于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理论定位及具体探讨必然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近年来，随着德日理论对我国刑法理论大刀阔斧的渗透浸染，教义学的大厦日臻完善，弥高弥深。但是在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一片繁荣背后却有着这样的隐忧，那就是近年来，刑法的战车似乎陷于泥淖、举足不前。这背后的缘由就在于这架战车只有方向盘，没有发动机；刑法研究多立足于理论面向，缺乏目的理性。

中国人民银行9月份发布的《2022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于2021年12月提高至2.7%，超过日元成为全球第四位支付货币，2022年1月进一步提升至3.2%，创历史新高。《报告》称，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以市场驱动、企业自主选择为基础，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世界银行在最新发布的2022年10月期《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中预计，2022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从疫情影响中反弹。不过，世行也表示，未来一段时间，该地区的经济表现可能会受全球需求放缓、债务攀升以及依赖短期经济措施缓解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半年报预计，2022年，除中国以外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将从2021年的2.6%提升至5.3%。

20世纪的30年代，胡适被问及“中国梦”，胡适回答说：“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在那里面，我不许见客，不许见亲属，只有星期日可以会见他们。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向外面各图书馆借书进来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

传统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公诉制度的研究侧重于公诉权的扩展问题，具体包括不起诉制度和量刑建议制度，即增加不起诉制度的类型，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增加量刑建议制度，增强检察官对法官量刑的制约作用，等等。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公诉权制约问题只有零星的研究。直至2007年，谢小剑博士以《公诉权制约制度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与以往侧重于公诉权扩展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谢小剑博士对公诉权制约制度的研究侧重于证据不足而提起公诉、重复起诉、选择性起诉、报复性起诉以及对犯罪情节十分轻微的案件提起公诉等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现象。

传统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对公诉制度的研究侧重于公诉权的扩展问题，具体包括不起诉制度和量刑建议制度，即增加不起诉制度的类型，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增加量刑建议制度，增强检察官对法官量刑的制约作用，等等。在这一背景下，学界对公诉权制约问题只有零星的研究。直至2007年，谢小剑博士以《公诉权制约制度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与以往侧重于公诉权扩展问题的研究不同的是，谢小剑博士对公诉权制约制度的研究侧重于证据不足而提起公诉、重复起诉、选择性起诉、报复性起诉以及对犯罪情节十分轻微的案件提起公诉等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现象。

当今中国犯罪治理面临两方面的现实：一是犯罪率高攀不下。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五年来，虽然政府公共安全支出不断加大，但与此同时，犯罪率也在不断上升，犯罪形势日趋严峻。从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数看，2009年之前，刑事立案数都在500万起以下(2006年约474万起、2007年约481万起、2008年约488万起)，但2009年刑事立案数突破500万起，约558万起，较往年增加三至四成，之后便一路上升，2010年约597万起、2011年约600万起、2012年约655万起、2013年约660万起。所有这些还不包括犯罪黑数和治安违法案件。中国当前犯罪形势严峻，已进入高犯罪社会。

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法学家赫伯特·帕克(H. L. Packer)提出，如果行为同时符合下列条件，则可将其规定为犯罪并处以刑罚制裁：“(1)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对社会的威胁显著，且从社会各部分看是不能容忍；(2)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罚符合刑法的目的；(3)对这种行为的控制不会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4)对这种行为能够进行公平、无差别处理；(5)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诉讼处理时，不会产生质与量的负担；(6)对这种行为处理不替代刑罚的其他方法。”

林森浩故意杀人一案自曝光以来，在社会中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一方面是由于该案在公开之后就被媒体贴上了“复旦投毒案”的标签，当事人的高学历背景无疑引人注目；另一方面也由于该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众多，控辩双方交锋异常激烈，其间还经历了撤换辩护律师等一系列疑云与风波，尤其是在二审阶段，其中一名辩护律师提出的“反转质疑”颇具戏剧性，大有将公诉机关的指控及一审判决釜底抽薪之意味，这不免让人联想到该辩护律师此前所成功辩护的“念斌案”。有人甚至将林森浩案比作中国的辛普森案，认为该案可能成为我国司法公正的标杆，同时，对我国限制乃至在事实上废除死刑亦能起到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15条第1款规定，实施上述行为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见，“《刑法》第114条与第115条没有明文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要求存在距离”。

具体打击错误，是指由于行为人本身的差误，导致行为人所意欲攻击的对象(目标对象)以外的其他对象受损(附随对象)，且目标对象与附随对象属于同一构成要件的情况。例如：X举枪射击仇人A，因为没有瞄准而打死了B(案例1)。打击错误场合，传统上存在着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的对立。具体符合说认为，X对A构成故意杀人既遂，对B构成过失致人死亡，按照想象竞合处理；而法定符合说则认为，X主观上想杀人，客观上导致人死亡，符合了故意杀人罪的法定构成要件，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